他在另外一些场合的说法则更为具体，如说：命，谓天之付与，所谓天令之谓命也。
[41]、张载指出：有意为善，利之也，假之也。从这些内容来看，也说明张载从访诸释老之书到反而求之《六经》，首先展开的便是一种与儒家原典——《六经》《论》《孟》的对话与叩问，这自然可以说是其在访诸释老之书……知无所得之后就已经展开的思想探讨经历。
著有《实践与超越——王阳明哲学的诠释、解析与评价》《熊十力学术思想评传》《虚气相即——张载哲学体系及其定位》《发生与诠释——儒学形成、发展之主体向度的追寻》等。有其所以不有，故虽有而非有。方其聚也，安得不谓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谓之无。也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所谓有无、隐显、神化、性命，才可以说是通一无二的关系，这就是张载以易为宗思想的落实与具体表现。张载之所以认为所谓虚能生气就必然会陷于虚无穷，气有限的体用殊绝，就是因为太虚作为天道本体必然具有无穷的价值位格，而气作为一种实然存在，则无论如何也只能说是一种有限的存在。
至于庄子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则是所谓……道无问，问无应。而从有与无的角度来探讨这种关系也就只能走向由始源性关系所表现出来的宇宙生化论，因而，其最后也就只能以老子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为归结了。以金榜题名、仕途飞黄腾达而不是以赚钱、发家致富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难道就不可以吗？至少在理论上，这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皇族内部血亲之间为争夺皇位而公开毁弃亲情伦理、自相残杀的事情，从宋代到清代，理学盛行的近一千年间，似乎只有一次，即明代的靖难之役。这是一种比较知性化的路径，有点类似于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将美德等同于知识、人要有道德就必须首先要有关于道德的知识的观点，将对儒家道德理想的追求纳入知性的学习之中，通过学习、思考来达到对儒家道德理想的理解、领悟和贯彻落实。然而前者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而后者却没有，这个结果上的差异显然不能仅从清教伦理或宋明理学心性学说本身来得到合理的解释。所以，新教（清教）和宋明理学尤其心学这种对在追求信仰方面个体的重要作用的强调，只能称为信仰的个体化，而不能将其与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个体主义混为一谈。
不过，程朱理学在力倡格物穷理即认识外部世界外部事物、学习知识的同时，也提出了认识天理的一套功夫论，即主静和主敬。但是如果把这个要求贯彻到底，如果人们真正做到博学，能够广泛涉猎和掌握各方面的知识文化，并且还能够做到审问、慎思、明辨，即理性地思考，那么，儒家的道德理想恰恰有可能会遭到质疑。
因此，现代意义的个体主义总是与思想信仰的自由、个体生活方式选择的自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汉景帝时期辕固生与黄生的一场辩论，充分彰显儒学在维护皇权统治合法性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漏洞，这就是君臣伦理与天道之间的深刻矛盾：如果严格依照儒家君臣伦理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那么汉朝自身出身就有问题，汉朝的建立就是不合法的，因为身为大秦皇朝臣子的刘邦，竟然推翻秦朝，这本身就完全违背了起码的君臣伦理。之所以我们很多人感觉不到自己的本心，意识不到自己本心所蕴含着的天理，是因为各种私心私欲、杂念以及各种现实因素（气禀）导致本心被遮蔽而不得彰显。而信仰就不一样，对某种学说、教义的信仰就是一种绝对的盲从，而不是基于理性分析思考。
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陆王心学强调的发明本心，不是通过理性学习获得关于本心的知识，而是诉诸的是非理性的体验。总之，信仰的形成必然是一种非理性的精神养成，而不是理性的认知、学习活动。所以，要认识天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消除这些私心私欲及各种现实因素，回归心的本真状态即本心。
只要外部环境变得宽松，只要没有外部力量强制人们必须信仰这种道德价值，那么，人们就会纷纷如释重负般的抛弃这种精神枷锁，呼吸自由的空气。因为哥白尼革命是日心说对地心说的革命，相当于是将对世界、对宇宙的认识从人的自我中心转向以人之外的太阳为中心。
不过，更准确地说，这应该算是逆向的哥白尼式革命。但是，就其对待不同思想观点、不同信仰及价值观念的不宽容、乃至必欲消灭一切异端的态度而言，这些人又是令人恐惧、令人憎恶的。
即使是最卑贱等级的底层百姓，也应该满足于自己的等级地位而不要幻想僭越，只要在自己这种卑贱的等级地位上认认真真地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干一行爱一行，同样也能悟道、也能体现和体悟到天理，甚至同样也能在道德境界上成圣成贤。宋明理学也可以从理论上、道理上为这种精神提供形上学依据，所谓天理本来就是超越于世俗权力之上的至高力量，儒家的道德理想既然源自天理，那么坚持这种道德理想当然就应该无惧世俗权力的打压。这套麻痹术或者说愚民术，后来在毛氏共产革命中得到充分的发挥。自由主义、个体主义，其实都不是宗教改革、新教及清教运动的本意，只不过是早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比如霍布斯、洛克等人借用了某些基督教文化资源来阐发其学说而已，其性质类似于康有为托古改制的言说策略与套路，并非真的是对基督教教义的继承发扬。为此不惜诉诸强权，实行某种形式的神权政治。内部危机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这种传统信仰或文化价值本身的内容越来越缺乏说服力，趋于保守、僵化。
知性化的程朱理学只对知识阶层具有吸引力，对于广大社会民众而言仍然是高不可攀，难以企及。德国近代哲人康德将信仰排除在理性认知的范围之外，明确指出信仰问题不是理性知识的对象，不可能通过理性知识来获得。
但是如果真要树立对儒家道德理想的信仰，其实这种知性的学习路径未必真能达到效果。而且恕体现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彰显身为君子的我的道德优越地位和对对方的不屑，所谓君子不屑于与小人计较、好男不与女斗，等等，都是这种居高临下的心态的体现，所以恕体现的其实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
韦伯认为清教徒的这种入世禁欲主义有助于那种崇尚严谨、理性、勤奋、节俭的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当然，信仰自由得以最终实现，离不开近代欧洲多元权力中心的博弈导致教权的衰微，离不开世俗社会各种力量对信仰自由的努力争取和理论论证。
尤其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商业文化勃兴，有力推动了整个西方社会的世俗化进程。宋明理学同样也是为了纯洁儒家信仰，与欧洲的宗教改革、清教运动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而理学的这种形上学探究的努力则更能够激发知识人的兴趣，所以对于知识阶层（士人）而言是极具吸引力的。就后一方面而言，这些虔诚的信仰极端主义者力图将自己严苛的道德洁癖和禁欲主义生活方式推向整个社会，纯洁社会环境，要求全社会也要学习他们的做法和生活方式，最终建立某种人人皆为圣贤、圣徒的道德理想国。
厌倦了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的人们，自然可以借助于世俗力量（王权、贵族等）削弱宗教的权力。他们无疑是一切思想文化及信仰的自由、开放、多元化的死敌，所以一旦他们的努力成功，就将意味着极端主义或原教旨主义得势，意味着信仰、价值观乃至思想文化走向自由开放和多元化的道路被彻底堵死，社会重新回到高度单一封闭的状态。
毕竟在古代社会里，读书识字的人只是少数，即使是读书识字的人，也未必都有那样的能力和兴趣去穷究儒学学理，去探讨理气之类抽象的形上学命题，能有这样的兴趣而且能这样做的人，即使在读书人中，也是屈指可数的极少数。问题的要害不在于道学家们纯洁信仰的努力本身，而在于他们为了纯洁信仰而强制要求社会大众必须接受这种信仰而不允许其他不同思想观点、不同价值观念、不同信仰的存在，扼杀思想和信仰的自由，也就扼杀了整个民族的生机活力和文化创造力，阻滞了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明清以来中国的专制皇权愈益强大、巩固，理学很快成为专制皇权的官方意识形态，道德专制与政治专制紧密结合，使其对社会的控制力得到加强。他们提出理（天理）、气等一套核心概念，来阐发儒家道德价值的丰富内涵，并赋予其源自天的神圣性（天理），试图为儒家的道德理想、价值理念提供较为坚实的知识基础，以此构建儒家的道德形上学。
凡是借助于外部强制逼迫人们必须接受某种信仰、必须践行某种道德规范，其后果都必将导致虚伪，人们不得不在表面上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但内心里却充满了反感，私下里甚至男盗女娼。在中国历史上，自从儒家学说被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以来的两千多年间，象这样毫无顾忌地、公开地、普遍成风地为争夺皇权而相互残杀争斗，公然践踏儒家一向标榜的君臣父子夫妇伦理，皇权象这样频繁更迭的情况，以汉末到隋唐的五六百年为最严重，而到宋代以后，包括元明清，却明显地收敛了许多。加之中世纪后期，商业的发展，世俗生活的各种物欲诱惑，教士群体也出现各种追逐物欲的腐化现象，严重败坏了教士群体的道德形象，进而损害了天主教的神圣形象，长久以往势必导致天主教的信仰危机。所以心学在明代盛行，并不是偶然的。
这样的思维方式很自然地会将个体的主观道德意志赋予外部世界，以道德化的思维来理解世界万事万物的运行秩序。清教运动中宗教的势力暂时占上风，但是随后王权兴起，对教会权力构成强有力的制衡。
但是清教徒们却竭力将这种纯洁的信仰及其生活方式强行推广到整个社会上去，强行要求社会民众也必须接受这种信仰、必须过这种生活，否则予以迫害，这就与信仰宽容、多元的人类文明进步方向背道而驰，这就不是文明的进步，而是倒退。从儒学发展史来看，汉代正式将其尊为官方意识形态，表面上看，儒学作为官学，风风光光，但实际上却危机重重。
在政治舞台上，这几个世纪，皇权的动荡与更迭之频繁如同走马灯一般，只要皇帝能力不足，立马就会被他人篡位，直至被诛杀。无独有偶，近年有一些学者也认为宋明理学尤其是陆王心学也同样能够为个体主义价值观提供。